/oa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1 酱是宋代宴饮、祭祀等场合的重要菜品与祭品，作为烹调的核心佐料，可搭配谷物、蔬菜、肉类以提升风味，是饮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酱品为民众食物的适口性与美感，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使更多有营养的生物成为食材。就酱品社会史而言，宋代呈现三个特征，一是酱品整体地位提高，为多数家庭日常生活必备，并前所未有地成为官方俸料的一部分；二是宫廷不再像前代那样专设制酱机构；三是南方用酱多于北方。在医药与礼仪方面，酱品也不可缺少，还常作礼品馈赠友人。黄豆酱油是中国原产，宋代首创。由于更多美味的酱品出现与提高，历史上颇负盛名的蒟酱在宋代就已失传。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3 16 1054159 程民生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2 “榜簇”是《齐民要术》等古农书中常见的一个农业术语。农史学家石声汉、缪启愉、马宗申等先生对“榜簇”分别提出了三种解释：“支架”说、“晾晒方法”说和“捆束”说。据考察，“榜簇”当为“櫋簇”之讹误，“櫋簇”指把葵菜扎成小把挂在檐檩上晾干。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櫋簇”式晾晒方法都被农家广泛采用着。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17 22 1247053 李润生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3 里耶秦简牍中的一枚公文木牍记录了“廷下令书”要求启陵乡进献“鲛鱼”与“山今卢鱼”，及询问二者“物色”之事，颇为特殊。在将“鲛鱼”考证为魟鱼的基础上，可证该公文应与以往学者提出的秦人对海鱼认识的增长及执政合法性宣传无关。或是由于“鲛鱼”之属在战国晚期已从我国内陆消失，因而秦中央及地方都对其十分陌生，但出于对地方珍异奇物的需求，秦廷又下令要求启陵乡当地以此为献。同时借由该枚木牍及相关材料，尚可一窥秦汉时期地方珍奇进献的诸多细节与问题。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23 37 1941128 欧 佳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4 东北解放后，为巩固与建设新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斗争。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适时调整农业生产方针，将农业技术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抓手，并在原日伪农业科研机构的基础上，根据行政区划进行恢复重建，初步建立起“部—省—县”三级农业科研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到东北，随着农业工作不断调整优化，东北农业部门开始结合农业区划完善农业科研体系构建，以充分发挥各地不同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优势，尽可能使有限的科研力量释放出最大效能。在农业科研体系运行过程中，东北农业部门不断调查总结，逐步建立起常态化、制度化的运行机制，以确保该体系有效运行，真正为农民群众与农业生产服务。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38 51 812190 徐茂宇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5 清代江西赣南地区的民间借贷活动以货币形式为主，辅以谷物形式。民间借贷的动因多样，多系生活消费拮据而非生产投资匮乏所致。借贷类型涵盖信用借贷、抵押借贷和质押借贷。而借贷补偿主要分为无息和有息两类。有息借贷的计息方式包括月利率、年利率、固定利率、以谷为息及一些特殊方式。民间借贷期限普遍较短，大多约定到期后本息一并偿还；若逾期违约，常见的处置方式有“按约处置”“另借偿还”和“第三方调解”。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52 66 833938 牛建强1 郭莹菲2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6 长江上游江心洲数量众多，其农业开发历史较为久远，但清代以前的相关农业记载并不多见；至清代、民国时期，该区域江心洲虽多有农业开发，但规模不大。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江上游江心洲的农业规模逐步扩大，开发程度与农业模式皆有显著变化。由于作物结构相对固定且较为单一，长江上游江心洲的农业开发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其农业发展历程阶段分明，却在近十多年来整体走向衰落。该区域农业以旱作为主，套种与复垦较为普遍，耕作节律亦与周围陆地存在差异。近些年部分江心洲的转型与农业模式的改变，反映出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社会地位的变迁。实际上，当代江心洲农业模式的多样性分异及其演变，也是中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与具体情况的如实写照，反映出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化等现代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深入到边缘区域。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67 78 895948 张莲卓 蓝 勇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7 民国时期，传统有机肥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它体积庞大却效力迟缓、养分稀薄，无法维持并迅速提高土壤的肥力；它供给严重不足，且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新陈代谢断裂”加剧了供需空间分布的失衡；它“一枝独秀”的市场地位受到了西方舶来的化学肥料的巨大冲击。突破困境需自改良开始。改良以官方为主导，以农学家的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各地农政组织与试验场为阵地，大体沿科学化与经济化两个路径展开，前者着意于提高有机肥料的肥效，后者着意于增加供给并降低农民的用肥成本。但因国民政府组织管理混乱、资金与技术投入不足以及农民参与度不高等原因，这场改良取得的成效有限。不过，科学化与经济化的路径却一直影响着1949年后对有机肥料的改良。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79 89 709715 王　玲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08 通过对洮州乡村家族契约文书的分析，可揭示出清中期以降当地土地交易的核心特征：在交易性质上，“绝卖”为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主要形式；在交易空间上，主要集中于本村及邻近村庄，体现出村级土地交易市场的存在；在交易流程上，中人与房亲的参与人数普遍为1人，且“画押钱”多为象征性费用，这与相邻的河州地区存在明显差异，凸显出区域间交易习俗的不同。至清末民国，该地区土地交易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中人逐渐显现出半职业化趋势；而此前在交易中“必须在场”的房亲，其参与的必要性不断降低，最终退出交易环节，反映出土地交易制度的变迁轨迹。在分家层面，契约展现制度与文化融合的鲜明特点：“兄东弟西”的分配原则，正是国家律法、儒家伦理与地方习俗三者互动调适的结果；而已出家为僧的原家庭成员仍能参与财产分配，则是汉藏交界地区宗教文化影响下分家析产制度所呈现的特殊运行规则，体现了文化对制度的深刻塑造。同时，坟地兑换使用正式文书来规范权属关系，本质上也是维系家族内部秩序的重要协调机制。此外，契约还间接反映了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为维持生计进入藏地，通过直接耕种土司兵马田和吃藏民兵马田等方式开始定居，客观上加速了汉藏民族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与巩固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90 105 941455 李勇进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10 马铃薯的中国传播史是哥伦布大交换与全球物种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其入华之确切时间与路径，学界历来聚讼纷纭。文章在辨析前人诸说的基础上，指出其或因“同名异物”之误读，或因与全球马铃薯栽培推广之时序不符，均存在关键疑点。文章基于全球史视角和时空证据链，对马铃薯的入华史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一，在时间上，将其最早传入时间从模糊的明代后推至18世纪，使其与欧洲普遍接受并依赖马铃薯的历史进程相同步；其二，在路径上，系统论证了其经由荷兰商船自东南亚输入东南沿海与西方传教士为满足自身需求携入内地的双重主要途径，有力佐证了其晚近传入的事实。本文不仅尝试厘清了这一重要美洲作物在华传播的早期图景，也为此类全球性物种“本土化”历程提供了一个基于坚实考据的微观案例。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118 124 622897 田雁冰 包 平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11 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区系之一，幅员辽阔，地貌特征丰富。新石器时代早期，东北地区主要以渔猎经济为主。但是自兴隆洼文化开始出现原始农业经济以来，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生业经济文化区，分别为渔猎型文化区和农业-渔猎混合型文化区，两者于嫩江下游地区、牡丹江流域、西流松花江流域等文化区内交流、碰撞，形成了一条东起鸭绿江口、穆棱河源头，西至西拉木伦河发源地、海拉尔河流域的渔猎型文化区和农业-渔猎混合型文化区的广袤过渡地带。由于受到南、北不同文化区的影响，过渡地带上的诸多考古学文化往往能够发现来自南北地区不同的文化因素。过渡地带作为连通两个不同文化区的重要地区，是促进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对于研究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模式转变、社会发展演进具有重要意义。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125 135 826887 徐昭峰 逄馥璐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12 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模型明器中常见一类弧壁陶仓，器物整体上广下敛，下腹部至底部内收明显。此类陶仓长期以来被当作修建于地面的单体仓房，很少考虑“弧壁”作为建筑结构所发挥的功能。通过文献及结构功能分析，“弧壁”现象可能与地下建筑有关。弧壁陶仓反映了当时“地下仓窖+地上仓房”的组合式仓储建筑特点。西汉中期以后，陶仓逐渐由“弧壁”转变为“直壁”，仓储类模型明器的主要面貌也从弧壁陶仓变为多层的陶仓楼。木构建筑技术的发展成熟是弧壁陶仓消失的重要原因。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136 148 1743339 权弼成1 2 徐卫民2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60113 考古遗址中的动物考古组合不仅代表了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开发和管理，也直接体现了人为景观，即人类对动物栖息环境的干预和改造。长江下游地区是农业起源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虽已开展了动物考古研究多年，但仍缺乏在人为景观视角下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先民对动物资源（尤其是哺乳动物）利用与开发的综合讨论。本文对该地区8200—3200a BP期间14处考古遗址的哺乳动物遗存组合进行生物多样性指标分析和主成分分析，以期深入探讨先民在不同时空框架下对哺乳动物资源的利用与开发。8200—4300a BP期间物种的丰富度自12降至6.16，均匀度同步逐渐由0.646下降至0.385；4300—3200a BP期间物种丰富度回升至8.33，而均匀度则继续小幅下降为0.381。这表明动物资源利用模式存在历时性变化。主成分PC1得分（代表野生动物）在8200—4300a BP期间持续下降，4300—3200a BP期间有所回升； 主成分PC3得分（代表猪）则在5300—4300a BP期间（即良渚文化时期）出现明显的上升 （-1.08升至0.35）。宁绍平原与环太湖、江淮东部之间在动物资源利用模式上存在差异。宁绍平原的主成分PC1平均得分较高，说明先民更注重利用鹿、牛、鼬、猫、猴科等野生动物资源。与非核心区域相比，良渚时期的核心区域动物优势种均为猪，主成分PC3平均得分显著高于非核心区域遗址，反映了核心区域对猪更大程度的开发利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先民对多种景观的认识与开发能力，体现了动物资源利用与社会复杂化进程之间的密切联系。 2026年02月28 00:00 2026年01期 149 160 1450737 俞清媛1,2 胡耀武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