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史 /oa 从《诗经》看华夏农业的成熟与发展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1 《诗经》大致反映了公元前11世纪至6世纪的语言。本文试图通过前贤对《诗经》的研究和近期考古成果进行对比,探讨华夏农业的成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一个文明的腾飞是需要物质基础的,《诗经》的采集时间、尤其是早期作品的采集时间对应华夏文明的兴盛期,也对应着华夏农业的成熟与发展期,这个时期也对应着全球粮食普及化(Jones et al. 2011)的阶段1。这个时期是华夏农耕民族大步进入“五谷丰登”的阶段。《诗经》里的词汇反映了比较典型的农耕民族的语言词汇,我们将通过《诗经》里的谷物词汇和考古发现进行对比,语言学和考古学可以相得益彰、互为佐证或补充,同时,也可以纠正一些《诗经》研究里的误读、误释。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3 13 884001 徐 丹1,2 商周时期储粮窖穴研究——以陕西旬邑西头遗址为例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2 商周时期统治者高度重视农耕,“劝课农桑”,鼓励农业生产,这一阶段粮食产量的激增促进了粮食储藏制度和设施的完善,众多考古遗址中常见用于存储的窖穴遗迹。为进一步解析商周时期储粮窖穴的特点,本文选取陕西旬邑西头遗址2处西周时期窖穴作为研究对象,对窖穴内壁、底部和填土的土壤样品进行了土壤微形态和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2处窖穴在营造时均经过火烤等加工处理,存储物品种类有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等农作物及部分日常生活器具,存储的粮食极有可能放置于三足瓮等陶制容器中。结合商周时期窖穴遗迹的总体概况,我们将西头遗址西周时期窖穴的建造特征总结为:营造工艺简单,存储物品种类复杂,存储方式灵活。该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该类遗迹的建造理念,同时对商周时期储粮设施和策略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推动对商周时期农业发展状况的深入了解。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14 23 2382329 宋阿倩 马志坤 刘 斌 易 璇 种桑与十六国政治文化转型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3 桑树本是汉地农业生产的常见物种,却在魏晋时期气候严寒、不宜种植的大背景下,进入了辽东鲜卑慕容部的视野。桑树在汉地的文化表征,促使前燕慕容廆不惜浮海求桑,借此推动政治文化转型。北族征服者进入汉地后,藉种桑对原有政治文明进行改造。种桑与提倡汉化的方向一致,是秩序恢复的象征;而恪守民族本位的北族征服者,往往起初将桑树焚伐毁荡。北族波浪式次第南下的历史,使桑树经历了不断种植、不断焚毁的波折,处于“屡毁屡种”之中,在北魏才正式回归到应有序列。种桑作为华夏化历史进程的缩影,折射出北族向中原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动向。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24 35 962561 张孙小大 中国近现代高等农业教育转型的历史考察与展望——基于教育与社会系统互作分析框架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4 本文基于教育与社会系统互作关系,构建了“农业农村发展—教育组织形态—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特点”分析框架,对中国近现代高等农业教育演变进行观测。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农务学堂教育向现代农业科学教育的转型,100多年来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共出现了五次群发性激烈变革,本文归纳为高等农业教育的五次转型。在高等农业教育机构形态方面,先后出现了综合性大学农学院、单科性农学院、多科性农业大学和农业特色研究型大学,目前正朝着创业型大学方向转变。每次转型期历时10年左右,形成了阶段性稳定的教育制度,但新的社会需求又孕育着下一次的激烈变革,总体上符合生命周期律。深入研究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转型规律,对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进行的新农科建设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36 50 864888 董维春 董文浩 刘晓光 成绩、问题与对策:民国时期作物育种科技的发展——以《中华农学会报》所刊文章为中心的考察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5 民国时期作物育种科技快速发展。基于作物育种备受政府和农学界重视,国外育种专家来华指导及中华农学会的推动等因素,育种科技经历了从借鉴引进到吸收利用再到创新转化三个发展阶段。育种科技在提升作物产量、品质等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育种科技向两极化方向发展;科学研究重视品种而轻栽培法;忽视混合选种法等传统育种方法;作物育种与调查、推广相脱节。针对以上问题,民国政府制订相关政策,统筹育种科技的发展;育种学者积极响应并出谋划策,推动育种科技发展。这些对策包括:加强多种经济作物和特种作物的育种工作;育种试验场因地制宜开展作物育种;育种和栽培并重;育种试验场联合地方农政机关共同开展混合选种工作。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51 62 731935 郭建新 近代阳澄湖蟹业经济兴盛的历史考察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6 吴蟹历史久远,蟹品众多。清代乾隆前期,阳澄湖蟹逐渐兴起,并后来居上,以品质优良、肉厚膏肥、味道鲜美著称,广受世人喜爱。近代以来尤其民国时期阳澄湖蟹业经济繁盛,不仅从业人员多、产量增加,而且商品化程度较高,尤其是形成了产区初级市场—中转集散市场—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承销市场的网络体系,甚至远销内地和香港。而在繁盛的经济活动背后,阳澄湖蟹“名品”的声誉得到了进一步的宣扬。在江浙地区乃至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阳澄湖蟹俨然成为了蟹中翘楚、知名品牌。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63 72 739464 王卫平1 冯 燕2 辽代寺院经济新探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7 辽代寺院财产来源涵盖皇帝敕赐、信众捐施、宗教活动所得、商业活动所得等多种途径。其经营方式大体沿袭了魏晋以来的习惯做法,但以“二税户”从事生产则为辽代所独有;另一方面,文契、碑刻在确定寺产所有权方面具有特殊意义。限于辽代经济水平、寺院规模与数量,不宜对辽代寺院经济做过高估计。就历史比较来看,辽代寺院经济并未超越此前历代寺院经济的水平,将寺院经济膨胀作为导致辽朝灭亡的主因有待商榷。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73 83 728330 王德朋 垦荒与还仓:“丁戊奇荒”后山西省善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8 光绪五年夏,山西省持续数年的大旱灾情有所缓和,赈务也由赈济转为善后。与灾害中的赈济不同,善后的重心在于恢复生产、重建防灾备荒体系等长效措施。这些措施不仅耗费大,且在灾后环境下投入风险高、见效慢。因此,灾害的持续消耗之后,善后经费不仅筹措困难、来源复杂,更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稳妥有效地分配与使用。山西省在扶持垦荒和买谷还仓之间的调整与变动,体现了地方政府在善后经费使用上的谨慎态度。最终,来源稳定的部拨款使用在风险较小的买谷还仓上,而本应为善后首务的扶持垦荒,因散发风险较大,以地方筹措的赈济余款与善后款为主要来源。这种分配决定了山西灾后重建的基本格局。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84 95 776962 张 力 绝对与相对人口压力:20世纪20—30年代无锡农户生存发展的突破与限制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09 本文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亚当·斯密的“生存价格”分析发现:20世纪初无锡农户绝对人口压力较大,相对人口压力通过本地工商业和村外非农就业得以缓解。人口压力间接加强斯密型劳动分工和非农经济的发展,但地租和高利贷却限制了贫困农户非农就业的生计路径,占地少且人力资本低的农户面临持久的生计问题。农户间的贫富差距可加剧土地买卖兼并的问题,并进一步固化贫富差异,使人地压力呈现两极化趋势。与有限的土地资源相比,地权分配不均以及由此形成的剥削制度是无锡农户人口压力和生存危机的症结所在。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96 108 691794 余文君1 隋福民2 何以“盐豆”:明代苏浙与徽州“地讳”的解说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10 明清时期,各地人群皆有绰号,时称“地讳”。盐豆则本指炒熟后用盐水浸泡入味的黄豆。最晚在明前期,“盐豆”已成为苏浙人群的地讳。及至明末清初,盐豆亦指称徽州人群,因此成为苏浙与徽州人群共享的群体标签。苏浙的“盐豆”地讳起初源于饮食,再又关乎民风;徽州的“盐豆”地讳则源于饮食与民风。“盐豆”地讳的成立,关键又在苏浙、徽州的移民群体。作为“地讳”的“盐豆”,不仅折射了明代苏浙与徽州人群的社会形象,而且体现了时人的地域偏见、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109 116 724283 刘永学 胡阿祥 明清以降云南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演进及其逻辑(1368—1949)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11 作为一种有效的乡村治理工具,传统乡规民约主要孕育于汉文化之中,发挥着教化乡民、稳定乡村秩序、管理乡村公共事务以及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等作用。多民族地区的传统乡规民约则体现了汉文化与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彰显了“蒸蒸化洽,淳朴易治”的治理功效,形塑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文章通过对明清以降云南149份传统乡规民约文本内容量化分析发现,其发展经历了“传入初创期—推广爆发期—稳定发展期”三个阶段,呈现出逐渐增多的时间分布、从腹地向周边辐射的空间分布以及主题趋向广泛、类型日渐多样的演进特征;在国家的强力介入、乡绅的主动邀约以及民族交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云南乡规民约发生着强制性与诱致性的双重互动变迁。在当代少数民族乡规民约建设之中,应充分吸纳传统乡规民约中的治理智慧,渗入现代法治精神,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要增强乡规民约的民族特色与文化适应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117 129 827847 党晓虹1 刘新民2 莫 力3 土匪、士绅与宗族: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系与重构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12 晚清民国时期,沂沭河流域长期遭受战乱,地方政府呈现出一种弱势状态,无力全面管辖控制沂沭河流域的农村社会。与此同时,沂沭河流域内匪患丛生,土匪势力迅速扩大,直接影响到了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原有依靠士绅管辖的农村秩序也濒临瓦解,士绅阶层一方面放弃维护治安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转化为劣绅并与土匪势力相勾连。为应对农村秩序的混乱局面,沂沭河流域的宗族力量逐渐壮大,并依靠宗族武装成为农村抵御土匪侵袭的支柱力量。宗族势力也成为维持沂沭河流域农村秩序的主要力量。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130 141 866202 周红冰 《资治通鉴·晋纪二》杜预分民“种牛”献疑 /oa/darticle.aspx?type=view&id=20220413 《资治通鉴·晋纪二》记载杜预曾上疏晋武帝,请求灾后将官养种牛分给民众,帮助恢复生产,得到许可并实行,结果“民赖其利”。此处记载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且不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只有经过穿鼻、调驯的牛才能胜任耕田、驾车等劳动,而公牛则需要通过阉割使其变得更加温顺,以便于役使。将未经调驯,不供耕驾,甚至老未穿鼻的种牛发给百姓,其役使的难度可想而知。《晋书》记载杜氏实际分发的种牛是经过挑选的35000头。这些牛通过边使用边调驯的方法,以达到帮助灾后恢复生产的目的。至于是否达到了《资治通鉴》所说的“民赖其利”的效果,《晋书》则未曾提及。 2022年08月30 00:00 2022年04期 142 145 515514 熊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