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史

枣林中的宋代

程民生 — 2024年06月30 00:00

枣为宋代重要的辅助食品和重要果品，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官方积极推行种植枣树政策，并当作地方官的考核指标之一，颁布了历史上现存最早的砍伐枣树禁令。枣林主要分布于江北地区，质量上以京东青州、河东晋、绛州为佳，产量上除了京东、河东外还有河北、淮南。两浙产枣也较多，其他地区有零星种植。在北方及个别东南地区，枣常当饭食用及作备战备荒的物资储备，官方曾将枣当作军需物资。无论鲜枣还是干枣，都是宋人的口粮果品。北方大批的鲜枣、干枣贩往城市和南方，民间将枣作为礼品赠送。枣历来是养生的重要食物和常用药材，新出现了枣醋。枣树作为优质木材广泛使用，多用于造船、印刷雕版等。枣常做祭祀的供品及合香的香料，具有神圣性。红枣历来有赤心之名，象征着赤诚，在谐音寓意中当作早来使用。枣的经济价值、医疗价值、文化价值等，值得我们像宋人一样重视。

我国骨干农书中的作物种质资源

刘旭1 谭光万2，3 孔垂正4 — 2024年06月30 00:00

传统作物种质资源是我国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摸清我国农业古籍和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作物种质资源本底，系统总结我国传统作物种质资源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传统作物种质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骨干农书中的相关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可以发现传统作物种质资源记载呈现种类和品种的丰富多样性、在农业生产要素中的首要性、收录的滞后性和延续性、认知发展的规律性等主要特征。我国农书对传统作物种质资源的记载与认知，有力地支撑了作物及其种质资源与人文环境的协同演变学说，为开展现代作物种质资源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清代武陵民族地区稻作的生产、流通与消费

杨鹏 — 2024年06月30 00:00

有清一代，尤其是改土归流后，武陵民族地区的稻作农业发展迅速，在分布、品种、技术、流通及消费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水稻种植主要集中于湘西南和黔东北地区，其他地区亦有一定的种植。水稻品种共计295个，以籼、粳稻为主，糯稻为辅，籼稻分布最广，粳稻主要分布于部分高海拔地区，糯稻则主要分布于苗族和侗族聚居区。随着稻作生产的发展，围绕选种育种、耕田整地、育秧移栽等环节形成了一套极富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稻作生产技术体系。在稻米流通及消费方面，稻米流通主要有丰歉互济、贡奉朝廷、米谷贸易等方式，稻米消费地理分布不平衡，并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差异。

1944年农业工程留学生计划的实施与成效

文习成1 汪小旵2 董维春1 — 2024年06月30 00:00

1944年，为推动中国农业工程的发展，邹秉文提出了农业工程留学生计划。该计划分别选拔了农科和工科学生各10名，赴美国两所高校留学，利用学科交叉培养模式，学习农业工程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这批学者归国后，不仅奠定了我国现代意义上农业工程教育及科研的基础，还推动了农业机械化事业的发展，成为新中国农业工程领域的开拓者。通过对该计划的历史梳理和效应分析，进一步指出该计划“学农补工、学工补农”的人才培养理念，对新农科、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和农业工程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中原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农业经济探究——以巩义双槐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为例

杨苗苗1，2 杨玉璋3 顾万发4 崔启龙5 张居中1 — 2024年06月30 00:00

双槐树遗址位于河南省巩义市，是目前已知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为揭示该遗址农作物组成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同时探讨郑洛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农业整体发展状况，本研究综合炭化植物遗存分析与14C测年手段，对遗址2016至2017年度发掘采集的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浮选样品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浮选材料绝对年代在5290—4527 cal.BP之间。从遗址二期至五期，粟（Setaria italica）的绝对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均稳定维持在较高水平，黍（Panicum miliaceum）的绝对数量百分比逐渐下降但出土概率持续上升，而水稻（Oryza sativa）不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出土概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总体而言，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是双槐树遗址二期至五期农业种植的主要形式，水稻在农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较低，同时，农业经济在生业经济中的地位已经确立。综合同时期其他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可知，在仰韶文化晚期，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郑洛地区，聚落群的农业结构整体上属于典型北方旱作农业体系，同时少量种植水稻和大豆。从发展水平上看，农业已成为该地区先民主要的生产活动，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郑洛地区在仰韶晚期已进入农业社会。本文研究结果对了解中原腹地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农业经济特征、演化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麦类作物相关名实考辨与加工利用研究

陈涛1 乔秋颖2 帕丽旦木·沙丁3 蒋洪恩4 — 2024年06月30 00:00

本文通过对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文书和陶器上与麦类作物加工产品相关名实的考辨，结合植物遗存等考古实物证据综合探讨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麦类作物的加工与利用状况。研究结果表明，文书中多次出现的“”应为麦类作物的谷壳，而“”为大麦颖果磨碎后的产品，主要用作喂养大牲口的精饲料。“麦饭”虽然可以用来指代熟食，但吐鲁番和敦煌文书中的相关记载更可能表示的是脱壳后的大麦颖果。出土陶器上的墨书文字“”则与“”含义相同，都指的是麦类作物制成的细碎干粮。此外，研究发现晋唐时期吐鲁番居民已经开始使用硙来磨制面粉，用罗来筛除麸皮，各种类型的饼等面食在其食物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地的麦类作物加工与利用水平与内地已相差无几。

清代盛京地区水运木植与木税征收机制研究

沈胜群 — 2024年06月30 00:00

水运，清代盛京地区重要的运输方式之一，它承载着货物流通与人员流动的功能。受地形地貌与降水等因素的影响，浑河上游和苏子河流域一带山峦起伏，多木植，成为本地重要的木材产区。由于这一带具有便利的水运条件，有利于区域内木植买卖与流通，因而沿河的城镇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木材市场，其中不少木材甚至运抵京师地区，以供建筑之需。与此同时，为了加强管理与丰盈国库，清廷在各河口处征收木税，实物与折色的征收，既满足了本地陵寝修缮之需，又方便了税银上缴。在此过程中，清廷动态地调整木税征收机制的举措，揭示了此项税银的重要性。相应地，清廷调整征税官员和对私伐木植治理等措施，一方面彰显了官方意志，另一方面构成了木税征收中的制度逻辑，形塑官员行径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了制度的运作。

祁门红茶源流考

康健 — 2024年06月30 00:00

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国际市场上红茶需求日趋旺盛，形成以红茶为主的贸易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红茶产业的发展，红茶制造技术从福建武夷山地区不断北传到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最终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孕育出品质优异的祁门红茶。祁门红茶产区在地域上并非局限于祁门一县，而是涵盖祁门、建德和浮梁三县。祁门红茶的创制时间应该包括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初期阶段、同治五年的第二阶段和光绪初年的最终定型三个阶段。晚清时期，作为高端红茶的祁门红茶从无到有，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畅销商品。

清代黄河治理与区域社会的发展——以闸坝减水工程为中心

贾国静 — 2024年06月30 00:00

清代黄河治理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关系需要结合时人的认知与实践做进一步探讨。靳辅治河期间，朝野围绕可否引黄灌溉展开大规模讨论，靳辅基于黄水含沙量过大与河道淤垫抬高的形势持反对意见，但其在黄河大堤上建造的闸坝减水工程，将黄淮运湖与沟渠湖泊勾连，从而构造起巨大的以防洪和水运为重、兼及农田灌溉的防洪型水利网络。不过，作为国家河漕大政的产物，其运转深受黄河水沙特性、工程技术水平等诸多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制约，区域社会既受其益，亦不时遭受水患。及至清中期，随着该网络运转问题重重，官民冲突不断，道光十二年陈端盗决案即为重要案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地方精英与派系政治——以1932年灵璧县抗烟捐暴动为例

张江波 — 2024年06月30 00:00

从地方逻辑出发，以1932年安徽灵璧县抗烟捐暴动为例，可对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国家建设作出新的分析。清末北洋以来，灵璧县形成了“旧派”“雷派”和“新派”三足鼎立的县域权力格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新派逐渐控制了全县的党权、军权和财权，但在征税等一系列地方事务中，权力行使不断溢出边界，侵犯了民众利益。于是，在旧派的鼓动下，灵璧县烟农发起抗烟捐暴动，因县长王肖山应对果断，暴动很快平息。其后，新派暂时失势，旧派重新崛起，县域权力格局经历了重组。灵璧县的例子揭示出，对于县区级地方精英而言，无论是国民党党部抑或政府机关，皆成为了派系竞逐的资源和工具，国家则沦为“他者”，国家政权建设旁落，进而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

水利建设与社会变迁：民国时期兰州湟惠渠建设研究

王友栋1 刘俊伟2 — 2024年06月30 00:00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国西北地区气候干旱少雨，水利建设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手段。湟惠渠建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是兰州首个人工自流灌溉渠。在湟惠渠修建过程中，资金不足、技术工匠及原材料缺乏等难题是影响工程进度的主要因素，在当地人民的积极配合下，湟惠渠建设最终得以顺利完工。渠建成后，灌溉区域土地产值增加、利用面积扩大、价值上涨，国民政府还在该地设立了自耕农实验区，试图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堪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水利建设的典范。

“君子不远庖厨”：文人、商贾、美食家与明清淮扬饮食的发展

孙长青1 沈俊如1 王荧2 — 2024年06月30 00:00

作为中国饮食文化代表之一的淮扬饮食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地方菜系一跃成为“国宴”之一。淮扬饮食在明清时期迎来发展期得益于诸多因素，而消费者——主要是江南文人、商贾与美食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大运河在明清时期带动了淮安与扬州两座城市的发展，繁荣的城市经济与物资流通为淮扬饮食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江南知识分子将享乐与物质追求作为处世哲学，为淮扬饮食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准备。在此基础上，淮扬地区的文人与士子通过诗会宴饮，推动淮扬饮食向“精致”发展，而该地区的盐商巨贾则通过攀比炫耀推动了淮扬饮食“奢侈”的一面。最后，明清时期淮扬地区出现了一大批诸如袁枚的美食家，从饮食哲学的高度推进了淮扬饮食的理论化，从而促进了淮扬饮食在明清时期的传承与发展。因而，淮扬饮食并未因大运河的衰落而变得籍籍无名，反而超越地方限制成为全国性菜系。这为饮食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思路。

“岭北”“境外”引领岭南农史——《岭南农业史》述评

黄普基（HWANG BOKI） — 2024年06月30 00:00